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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锴:“空间转向”语境下重温《恋地情结》

2019-07-26作者:孟锴刊发媒体:社会科学论坛浏览人数:8

《恋地情结》(商务印书馆2018年出版)

 

  据说, “空间转向”是二十世纪最后二三十年人文社科界最大的思想事件, “空间性”这一足以与智识领域源远流长的“历史性”相提并列的主体思考模式,一经被人们发现,就很快突破了众多学科原有的思维范式和研究对象,催生并繁衍了一个庞大的知识谱系,延续至今且方兴未艾。 一个具有传播地理学意味的结果是, 当“空间转向”这一文化社会思想如潮水般冲破时空的隔阂来到中国时,二十一世纪的第二个十年正在开启,尽管之前国内已有零零星星的文章介绍。 有些吊诡的是, 当这一庞大的思想潮水抵达中国的时候,并没有按照它在西方创生和发展的历史节律,而是被压缩成一个时间的平面,一下子展开并且渗透进各种专业领地。近些年来,在中国,空间叙事已经成为各种专业发表中引人瞩目的一个组成部分,但是其中空间性概念和范式使用的混乱和自相矛盾,也削弱了它的理论品质和学术地位,这无疑与传播过程中造成的理论演化的历史逻辑丢失,从而造成各种误解有关。因此,有必要回到空间理论演化的一些重要历史节点,在承上启下的思想背境中理解“空间”理论的处境和走向。人本主义地理学家段义孚《恋地情结》一书的发表,就是其中一个重要的节点事件。

  “空间转向”无疑首先是地理学知识溢出的结果之一。在二十世纪前三分之二的时间里,关于“地理学是什么?”在地理学思想史的脉络里已然几经论争。可以说,在“空间转向”过程中扮演了重要推手的、 以段义孚等为代表的人本主义地理学思潮,既在某种程度上是对前几次论争的合乎逻辑的延续,也具有库恩“科学革命”式的思想的颠覆性和创新性。正如哈特向、帕蒂默等著名地理学家在二十世纪中叶所总结的,地理学形成了系统研究、区域研究和人-地关系研究等几个最重要的传统,系统论者把地理现象看作相互联系的系统,强调用科学的原则研究其内在本质,这无疑与对区域地理的差异性及其丰富的历史性进行描述性解释的区域论者形成了难以调和的矛盾。尽管哈特向在其著名的《地理学性质的透视》一书中试图对二者进行调和,但他把地理学新定义为“试图对作为人类世界的地球提供科学描述的研究”显然也没能很好地起到这个作用。进入二十世纪六十年代,随着自然科学的发展,其研究成果也作为崭新的工具被引入地理学,使得地理学领域掀起了一股“计量革命”的浪潮。然而,一方面,正像大卫•哈维所说:“科学方法提供我们锋利的工具……但滥用锋利的工具能够造成巨大的伤害……在地理学中工具常被滥用和误解, 对此我断然控诉。” (另一方面, 地理学走向彻底的“计量化”也使它与地理知识历史的、社会的、文化的面向之间的鸿沟更加难以逾越。地理学界的智者开始意识到,地理学要获得新生命显然需要在哲学和方法论层面进行更深入的思考,才能作为一门具有独立性的科学获得对世界的解释力。作为其中的翘楚,哈维以一部《地理学中的解释》(1971年)使地理学摆脱了对计量工具的沉溺,为实证的系统的地理学研究提供了具有哲学根基的方法论基础和完整的概念框架,尽管后来哈维本人认识到实证论的不足而从中跳出。

  稍后于哈维这本著作的出版,两年之后,一位以对计量地理学进行反思并探讨地理学人文面向为鹄的的地理学家段义孚,推出了他的首部代表作《恋地情结——对环境的感知、态度和价值》 (1973年)一书。与实证地理学派以及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之前地理学家的认识不同,在《恋地情结》 这本书里,地理学的问题不再纠结于“地理学是什么?”的实然性回答,而代之以“对于自然与人力共同塑造而成的环境,我们有着怎样的认识?我们又如何感知、构建和评价它? ……经济、生活方式还有自然本身,是如何影响环境态度和价值观的?”的新问题。这就将地理学引向了规范性的、理念性的知识,引向了人。如作者所说,“恋地情结”, 也即人与环境的情感纽带,是这本书一以贯之的主题,研究的视角则走向了人的经验,涉及人的感知、态度和价值观。在这里,环境是作为生物有机体的人通过身体感知,作为社会化的人通过文化态度的拣择, 以及作为社会中之独特个体的人通过价值反思所呈现的人的映像;它也通过人类在日常生活中物质性的以及符号性的建构而成为一种意象,并反过来作为文化结果与人形成互动,它的纯净美好、它的相对的闭合性和稳定性给人带来安全和慰籍, 它的大尺幅和开敞性又给人带来无限的自由和遐思,在人类追求理想人地关系的过程中,它永远在平衡点的两侧摆动。因为从人的经验出发, “恋地情结”更能解释人与环境关系中一些模糊、矛盾和复杂的东西,从而也开放了地理知识同那些更普遍的人文、历史、艺术学科进行对话的可能。并且,较之五六十年代及以前的地理学,在段义孚笔下,地理现象不再是“客观事实”,人-地也不是二元对峙的两端,在人的经验结构中,它们共同作为了一个不言而喻的整体,人生活的世界是一个人-地互相建构的过程。段义孚在《恋地情结》一书中, 对这个人与环境互动的过程分章节进行了步步辨析,对于人类经验的精彩解读可谓直抵人心,深具启发性。

  将《恋地情结》放在整个二十世纪的传统直至今日浸淫在后现代主义影响下的人文地理学背景中思考,你会发现,《恋地情结》一书的独特之处,一方面,在于它将人本主义思想和人的经验作为研究视角的崭新方法极大地创新了当时的地理学研究,从而使人文地理学进入人本主义的新时期,其时代性和开创性是毋庸置疑的;但另一方面,同样值得注意的是,段义孚仍然继承了古老的人-地关系地理学传统,重视人的能动性对物质环境的改造这一二十世纪的文化地理学传统,同时也与注重地方差异与历史的区域传统颇能呼应。 《恋地情结》所弘扬的,当然与具有决定论意味的系统研究传统和实证主义理论大相径庭,甚至其诞生也是基于对前者的批判,但这并不表明它与前者水火不相容,相反,《恋地情结》作为对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之前地理学反思的结果之一,它与实证主义一样,追求地理学的哲学根基和方法论,它将现象学和理念论作为人本主义地理学的哲学支撑和方法论来源,并且也如前者一样, 追求为地理学建立新的研究范式和概念框架。这也是为什么当将《恋地情结》放入人文地理学更晚近时期的后现代的话语背景中,你会发现二者的巨大分野。 《恋地情结》尽管与后现代主义的许多派别共享了方法论个人主义的某些特点, 但是较之后者,尽管它对现代性中的不足进行了批评和弥补,但它并没有完全放弃现代性,它仍然关注景观背后更本真的关系,仍然追求理论的建构,它诠释着传统意义上的“人文主义”理念,它没有彻底背离传统、甚至放弃时间。这使得它被后来受各种“后”主义影响的一些地理派别批评为“本质主义”,甚至被作为“古典”意义上的理论而放弃使用。

  如果将《恋地情结》一书放入作者的人本主义著作出版史中来评价,也可以说它是段义孚人本主义思想方法成熟运用的成名作。尽管他后来出版于1978年的另一部代表作《空间与地方》在概念框架方面更加清晰和定型,但比较后者,前者无疑对人与环境情感纽带的分析更加广泛和细致,所涉及的题材既包括人的感知与行动,也包括各种文化背景下的宗教、宇宙模式和世界观, 既包括从自然到城市的各种景观体验,也包括从古老城邦到现代城市的各种符号意象。它无疑已是一种步骤严谨的成熟的研究范式, 但是又具有最大限度的丰富性和开放性,这使它更容易同美学、文学、历史和其他人文社会科学学科建立互动。

  正如大卫•哈维的批判现代性空间理论所坚持的现代性论述具有的强大的解释力量, 人本主义地理学立足人的经验过程的理论,也呈现出跨越时代的解释力。当拼贴主义盛行,各种“无”(less)空间性理论面对全球化和互联网时期新的问题捉襟见肘的时候, 回到地理学理论的历史脉络,重新发现人本主义及其理论核心,或许能够让我们在人与环境互构的时空流动中,发现一个定位。

  《恋地情结》这部人本主义的代表作在其英文原版发表四十年之后,其中文版也于最近两年在中国与广大读者见面。 “空间转向”的始作俑者竟然与“空间转向”的大潮一同来到中国,各种混杂和误解是不可避免的,当我们从这股思潮的历史脉络中辨析出它作为节点的意义和上下关系,才能更好地理解它的空间性论述,并吸收它成为我们创造地方性知识的力量。让我们以阅读向作者致敬!(原载《社会科学论坛》2019年第4期,作者系商务印书馆编辑)

 

  参考文献

  1.大卫•哈维: 《地理学中的解释》,高泳源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年,序言,第4页。

  2.段义孚: 《恋地情结》,志丞、刘苏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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